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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后世的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化成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孔子也不例外。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自卑的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象孔子这样在当时就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被人议论是不可能的。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级别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恰到好处。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这一吹捧:“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当然,孔子听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另一次,卫灵公的老婆南子要见一见孔子,孔子先是推辞,后来答应一见。对这次与美女会晤的细节,《世家》着墨不多,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为然的。而孔子极力地在为这次会面辩解,好象显得不自信。孔子心虚什么?为什么对于来自弟子的“不悦”如此地敏感?心理学对人性的观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极力地否认什么时,那就意味着被否认的东西对主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那么,对孔子产生诱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种在被人看重时获得的成就感。这让他几乎忘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当然,他很快发现自己被美女给忽悠了。他卫灵公两口子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花瓶而已。于是他发出了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叹,离开了卫国。

  孔子的虚荣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齐国的晏婴是这样批评他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也就是说,孔子那种贵族化的生活作风,不是“以民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广。

  鲁国的陪臣公山不狃与季氏闹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时的孔子因鲁国的政局“陪臣执国政,僭离于正道”而“不仕”。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业的诱惑面前,不免跃跃欲试。他的弟子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却说:“夫召我者,岂徒然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想想,这话按儒家的标准,是多么地悖逆,居然要把一个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拥戴成“东周”!幸好这事不成,否则孔子圣贤的名声就彻底玩儿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弃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赵简子的攻击而叛变,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经不起诱惑,想去试试。弟子子路反对,说:“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却狡辩道:“不曰坚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能靠这个机会施展抱负。

  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他们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这是什么世道!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你难道不明白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肮脏,一为女阴,一为政治吗?

  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象个君子了。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孔子的粉丝徒弟们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满世界转悠,本希望混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得到的下场却是在陈蔡间差点送了命。不满的情绪自然与日俱增。首先发难的是子路。他愤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第二个“色作”的是子贡。弟子们的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为什么君子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没有伯夷、比干那样的人了(这种回答并不比约伯的安慰者们的回答更高明)。对于子贡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点妥协的建议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别人喜不喜欢(这个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种太自我中心的人,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丝中始终不怀疑的只有颜渊,他说:“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表现)。颜渊的说法让孔子觉得很中听,说,要是颜渊发了财,自己宁愿替他管帐。

  我不知道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听了孔子和他学生的这些对话,会对孔子下个怎样的诊断,不过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议孔子接受心理治疗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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